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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州塞考

时间:2023-2-15 16:52:02100 点击:

南京雕塑协会:

“塞”这个词在字典中的解释其中一条是指“边界上险要的地方” ,“关塞之置, 内以察奸佞,外以御寇敌,大易所谓设险守国者也。”在古代边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是防止敌人进攻,保卫国家的天然屏障,起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作用。

云冈研究院为了保护石窟防止风化,在石窟顶部做了防渗工程。2008年通过钻探发现山顶部有一大片遗址区,遂进行抢救性发掘,遗址中出土了许多战国时期的遗物,如绳纹陶片和骨角器等。遗址中除了大量的灰坑外,无其它遗迹现象。对于此遗址的性质,根据文物遗存特点,应为战国时期一据点遗址,再结合史料,与史书中记载的武州塞位置相符合, 所以在此对这一古老的边塞进行一些探讨。


武州塞是山西北部一处很著名的关塞,它在战国秦汉时期抵御北方的匈奴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武州塞的具体位置,史书中并没有给予一个明确的区域范围,只是很模糊地说明在晋北一带,所以最终造成一些争议。目前,关于历史上武州塞地理位置的认识有以下几种观点:


1.武州塞在马邑。《水经注》引《晋太康地记》: “昔秦人筑城于武周塞内,以备胡,城将成而崩者数矣。有马驰走一地周旋反复。父老异之,因依以筑城,城乃不崩,遂名马邑。” 干宝的《搜神记》以及《元和郡县图志》等都对这一说法有所提及, 由此,有人认为马邑即是武州塞的位置,马邑城应在武州塞的范围之内。


2.武州塞在左云。此种观点从清代《山西通志》中得来,“左云县:秦武州塞地,汉为武州县治,隶雁门郡。王莽改曰桓州。”所以后来有不少人认为现在的左云县城就是武州塞


3.武州塞在云冈。这种观点与云冈石窟有密切关系,《魏书》 中对云冈的开凿有这样的描述:“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 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云冈石窟所处的山脉为武州山,石窟前的河被称之为武州河 (川) ,云冈石窟曾经也被叫做武州山石窟。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环境特点,所以云冈和武州塞有了密切的联系。


4.武州塞在今五寨 。《辽史》中有“魏置神武县,唐末置武州。后唐改毅州。重熙九年复武州,号宣威军。”,及至后来的史书记载中部分认为武州塞即此地。


从以上史料记载中我们无法分辨出武州塞的具体位置,可谓各有各的道理,众说纷坛。先抛弃这些纷争,我们可以试着一点一点地从史料中寻找线索,再结合当今的考古发现,也许会解决这千年来的争议。追根溯源,从武州塞建立的时间说起。


一,武州塞设立的时间


武州塞设立于何时?对于武州塞的记载最早出自《史记》,《史记》中记载了汉武帝元光元年王恢诱匈奴单于入武州塞的事迹。及至后来的史书中均有所提及,但对其年代的设立并没有说明。《辽史》中记载为赵惠文王时期所置,“武州,宣威军,下,刺史。赵惠王置武州塞。魏置神武县,唐末置武州,后唐改毅州。重熙九年复武州,号宣威军。”,关于赵惠王置武州塞一说因为在其他史书中并没有提及,所以该种说法目前尚无法证实。然而,《水经注》和《元和郡县图志》中均引用《晋太康地记》中的说法“秦人筑城于武州塞内”,《史记正义》 中也引用此说。《史记 · 高祖本纪》 中也有“七年,匈奴攻韩王信马邑”的记载 ,这说明马邑在西汉之前已经存在。综合从这些只言片语的记载分析可知,武州塞应该设立于秦代之前的战国时期。


武州塞所处地理位置属于雁北地区,在战国时期属于赵国的国境范围。赵国对雁北地区的开辟始于赵武灵王时期,“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娄烦。筑长城, 自代并阴山下, 自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武州塞即是当时雁门郡的辖制范围。


二,从史书中的探讨


武州塞因武州山而得名,史书中对此关塞的记载还是很多的,但大多是间接提及,很少正面讨论。最早提到此关塞的即是《史记》。《史记 · 匈奴列传》 、《史记 · 韩长孺列传》均有记载,另外《汉书·窦田灌韩列传》和《汉书· 匈奴传》 中也均提到了武州塞,而且这几处记载均为同一件事情,即汉武帝元光元年王恢诱匈奴单于入武州塞的事迹。


《汉书 · 窦田灌韩列传》 中对此事迹记载的稍详细:单于爱信 ,以为然而许之。聂壹乃诈斩死罪囚,县其头马邑城下,视单于使者为信,曰: “马邑长吏已死,可急来。 ”于是单于穿塞,将十万骑入武州塞。

当是时,汉伏兵车骑材官三十余万,匿马邑旁谷中。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御史大夫安国为护军将军, 诸将皆属。约单于入马邑纵兵。王恢、李息别从代主击辎重。于是单于入塞,未至马邑百余里,觉之,还去。语在《匈奴传》。塞下传言单于已去 ,汉兵追至塞,度弗及 ,王恢等皆罢。


到了北朝时期,北魏平城时代,其都城平城即今大同市,与武州塞的位置较近。《魏书》和《北史》中均有关于武州塞的记载。这两部史书提及武州塞的同时均提到了武州山石窟,也即是今天的云冈石窟。

《魏书 · 释老志》 中记载了云冈石窟的开凿:昙曜白帝 ,于京城西武州塞 ,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魏书 · 显祖纪》中:秋八月,(慕容) 白曜攻历城。丁酉,行幸武州山石窟寺。戊申, 皇子宏生,大赦,改年。

《北史 ·魏本纪》中记载了孝文帝时期的几次巡幸武州山和武州山石窟寺:(延兴) 五年 春…… ( 五月) 丁未,幸武州山。

(太和元年) 五月,车驾祈雨于武州山。

(太和) 六年,( 三月) 辛巳,幸武州山石窟寺,赐贫老衣服。

《北史·齐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二年十二月,阿至罗别部遣使请降,神武帅众迎之,出武州塞,不见。大猎而还。

到了隋唐时期,武州塞作为一地名被继续使用。《隋书》、《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均有关于武州塞的记载。

《隋书 · 音乐志》 中有一处涉及武州塞的音乐作品记载:第十五 ,汉《上邪》改名《平瀚海》,言蠕蠕尽部落入寇武州之塞,而文宣命将出征,平殄北荒,灭其国也。

《旧唐书 · 地理志》 中有一处涉及武州塞的记载:善阳汉定襄地,有秦时马邑城、武周塞。后魏置桑乾郡。隋为善阳县。

马邑 秦汉旧名,久废。开元五年,分善阳县于大同军城置。

《新唐书·循吏列传》中有一处武州塞作为军事要塞的描述:卢钧节度太原,表宙为副。是时,回鹘已破诸部,入塞下,剽杀吏民。钧欲得信重吏视边,宙请往。自定襄、雁门、五原,绝武州塞,略云中,逾句注,遍见酋豪,镌谕之。


到了辽金时期,武州塞的边防地位仍十分重要,《辽史》和《金史》中对此进行过专门的记录。

《辽史·地理志 · 西京道》 中有武州条:武州,宣威军,下,刺史。赵惠王置武州塞。魏置神武县。唐末置武州。後唐改毅州。重熙九年复武州,号宣威军

《金史·地理志》中仍然有武州的专门记载:武州,边,下,刺史。大定前仍置宣威军。 户一万三千八百五十一。县一:宁远 晋故县。


到了明清时期,尤其是明代,该区域的军事地位仍十分重要,不过,边塞逐渐成为长城和堡子等防御设施。


从这些史书中看,武州塞作为一处边塞重地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很长时间。在这很长的历史阶段,其名称也出现了变化。两汉时期,武州塞之名还是统一的,但到了汉后北朝时期,武州衍生为“武周”的现象出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我国的正史中,除了《旧唐书》,武州都写作“武州” ,但在一些历史地理书籍中,“武州”与“武周”同时出现。


《水经注》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历史地理类书籍,它对后期的历史地理书籍和地方志有重要影响。《水经注·㶟水》对武州塞周边武州山和武州川水有很详细生动的描述:

如浑水又南,与武周川水会。水出县西南山下,二源翼导,俱发一山。东北流合成一川, 北流迳武周县故西,王莽之桓周也。又东北右合黄水,水西出黄阜下,东北流,圣山之水注焉。水出西山,东流注于黄水。黄水又东注武周川,又东历故亭北,右合火山西溪水。

…… 武周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祗洹舍并诸窟室,比邱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迳灵 岩南,凿石开山,因崖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 新眺。川水又东南流出山。《魏土地记》 曰:平城西三十里,武周塞口者也。自山口枝渠东出入苑,溉诸园池。苑有洛阳殿,殿北有宫馆。一水自枝渠南流,东南出,火山水注之。水发火山东溪,东北流出山,山有石炭,火之热同樵炭也。又东注武州川,迳平城县南,东流注如浑水。

…… 桑乾水又东南流,水南有故城,东北临河,又东南,右合漯水,乱流,枝水南分。桑乾水又东,左合武周塞水。水出故城,东南流出山,迳 日没城南,盖夕阳西颓,戎车所薄之城故也。东南 日中城,城东又有早起城,亦曰食时城,在黄瓜阜北曲中。其水又东流,右注桑乾水。

……如浑水又东南流,迳永固县,县以大和中,因山堂之目以氏县也。右会羊水,水出平城县之西苑外武周塞。


从《水经注》 中可以发现介绍同一件事物时出现了“武州”和“武周”相混用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以后的历史地理及方志书籍中都有出现。然而,历史地理中对此记载较详细,但这种详细的记录使得这种争议渐渐明朗化,不再有以前的那种模糊性。


明代纂修的《山西通志》把武州塞与武州山的关系分割开来,武州山与武州川均写作 “武周” ,而武州塞仍为“武州” ,此“武州”与“武周”似是指两个事物,不再是《水经注》那样的同种事物混淆。

武周山,在大同府城西二十里,武周川水出焉。

武周川,出武周山西白羊山溪谷中,引为石渠,流经府城南十五里,东南合如浑水,故又名合河,入桑干,一名黑河。

武州城,在岢岚州北一百十里,朔州西一百五十里。周围五里二百步,本赵武州塞。

到了清代,这两种观点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出现在了不同的历史地理书籍中。

清代纂修的《山西通志》中认为左云县为武州塞地,且武州塞为一个大的区域范围而不是一小块儿地方。

“左云县——秦武州塞地,汉为武州县治,隶雁门郡。”

“武州塞为今朔平全境。《晋地道记》:秦人筑城武州塞内,名马邑城。此在府南。《魏土 地记》:平城西三十里有武州塞 口。此在府东。《水经注》:羊水出平城县之西苑外武州塞。 此在府北。汉元光二年,王恢诱匈奴入马邑,遂入武州塞是也。《辽史》 以为赵惠文王置塞, 虽无可证,要其立县不始于汉,而 自东汉县城南徙,历代不复经营,城邑之可考者寥寥也。

旧《志》 以县在汉为陶林、沃阳、马邑三县境,北魏为善无、 沃阳、参合三县地,无大参差, 而竟不知即为武州故县。又谓唐会昌中于北齐紫河镇置宣德县,左云地得其半。案:以宣德为唐置,《辽志》云尔,其故城在大同西北八十里之拒墙堡界,连助马路,即金、元之宣宁县也,亦非隋紫河镇。”

《光绪怀仁县新志》也支持清《山西通志》的观点。“其水又东流 ,注桑干河。蓋古武周塞,地势辽阔,盘踞数千百里,北至大同之武周川,南盡怀仁之黄花岭北。诸水虽支泒各别,而均谓之武周塞水。”


然而,《读史方舆纪要》中对于武州塞却有另外一种观点,与明代《山西通志》相类似。 “武州城,朔州西百五十里,南去岢岚州百十里。战国时,赵之武州塞也。汉为武州县,属雁门郡。武帝元光二年,王恢诱匈奴入马邑,匈奴遂入武州塞,未至马邑百余里,知汉有伏兵,还出塞。后汉末,县废。后讹为武周。魏主焘破柔然,高车、敕勒诸部皆来降,其部落附塞下而居, 自武州塞以西,谓之西部,以东谓之东部,依漠南而居者,谓之北部。崔浩曰:平城首西百里有武州城,盖非汉之故城也。《续通考》:善阳县有武周塞,辽于此置神武县,盖因后魏神武故城而名,属朔州。重熙九年,置武州治焉。亦曰宣威军,金人省县入州,元因之,明初废。其故城周五里有奇,镇西卫分军戍此,为屯留堡。《志》云:武州有八馆地,辽置馆舍于此 , 因名 。宋靖康初 ,夏人因辽人内侵,乘虚画取河外武州等八馆地, 即此。”

同样持此观点的还有《雍正朔州志》和清代的《云中郡志》。“武州城,在 (朔州) 境西,本赵武州塞,汉为雁门郡武州县,晋改县曰新城,后唐李克用生神武州即此,辽金为武州。”[28]“武州城:朔州西一百五十里,本赵武州塞 ,汉改为县,属雁门郡。晋改为新城,后唐李克用生此。金为武州,治宁远县。”


纵观武州地名的演变和发展,我们可知,在辽代之前,武州的地理位置还是比较一致的,即《史记》、《汉书》、《魏书》、《北史》、《旧唐书》和《新唐书中所载的武州塞都为同一处地方。《辽史》和《金史》 中武州所在地宣威军则与之前的武州不同。辽金时期的武州在今山西五寨县,与之前的武州塞差距较大。然而,一些史书和方志提此武州即说为故武州塞地 应是被地名误导所致。


武州作为地名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在历史上仍在不断变化着。首先是“州”被讹为“周” ,这种文字上的改变似乎是武州演变的源流,直至今天,原来的武州山和武州河仍被写作“武周山”和“武周河”。


其次,随着历史的发展,一些其他地方相继被取名武州,这种状况在南北朝时期尤其明显。这个时期山西繁峙、湖南常德等地均被叫作武州。如《隋书.地理志》 中“有东魏武州及吐京、齐、新安三郡,寄在城中。”[30] ,此武州即今繁峙。《陈书.世祖本纪》中有“甲子,分荆州之天门、义阳、南平、郢州之武陵四郡,置武州。其刺史督沅州,领武陵太守,治武陵郡。”[31]此武州为今常德。唐朝时期曾改武都郡等地为武州,河北宣化也被叫作武州,《辽史.地理志》有这段记载“归化州,雄武军,上,刺史。本汉下洛县。元魏改文德县。唐升武州,僖宗改毅州。后唐太祖复武州,明宗又为毅州,潞王仍为武州。晋高祖割献于辽,改名。 ”[32]可见当时地名变化的反复无常。从史书上看,尽管武州地名变化无常,但武州和武州塞是分开的,武州塞仍为以前的关塞,地理位置并没有变化。


第三,到了辽金时期,在武州置宣威军、刺史,此时的武州在今山西五寨。此时武州地名仍然在变化,但武州塞的位置开始有了改变。《辽史》 中记载武州的同时也认为武州为故武州塞地。这种改变开启了后来关于武州塞地理位置争议的先河,所以后来的史书和地方志中都会有不同的观点,有的甚至相互杂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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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武州塞区域位置的历史学分析


管史书中对武州塞的记载间接而零散,但关于其区域位置还是可以发现出大致轮廓的。 武州山是今大同西部的系列山脉,其中有武州河东西向穿过,武州塞之名应出自此处。

明代《山西通志》 中对武周山有这样的记载“武周山,在大同府城西二十里,武周川水焉。《史记》和《汉书》中均记载了汉武帝时期的事件“单于入汉长城武州塞。未至马邑百余里。”从此条可知,武州塞应在汉长城和马邑之间。关于雁北地区汉长城的位置,《左县志 中载“左云的汉长城段,从张家场乡猪八洼村起,分南北两支,北支经长城岭、子、后辛庄村达宁鲁堡,长12公里;南支经张家场、田村、施家村向北延伸至宁鲁堡与北支会,长20公里。会合后,沿五路山向西延伸。其延伸部分成为明长城的基础”。对于这段长遗迹,笔者曾经对左云张家场乡长城岭村的长城段做过调查,长城轮廓清晰,绵亘数公,长城为东西向延伸,残高约2米,宽约3米,坍塌严重,部分区段成缓坡状,上面长满杂。该段长城距离其南边的十里河 (流经武州川) 约5公里。

马邑设于秦朝,两汉时期位置没有变化,汉末大乱,北方少数民族趁机南下侵边,许多郡县迁。建安末,魏武帝北征,集荒郡之人又立马邑县,属新兴郡。晋改属雁门郡。今天的马邑古城位置当与古代大致相同。《史记》 中所说“未至马邑百余里”从今天来看在今左范围内。从《史记》中来看,匈奴南下侵边,未至马邑百余里,而今马邑以北百余的区域应是武州塞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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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左云县张家场乡境内的汉长城遗迹

《水经注》引用《魏土地记》曰:“平城西三十里,武周塞口者也”,还有“(浑水)会羊水,水出平城县之西苑武州塞”。从此判断,武州塞应该为一面积较大的范围区域,而不是个小地方。纵观这些史书,清代王轩纂修的《山西通志》对武州塞的说明还是比较到位的,武州塞为今朔平全境”,清代的朔平府为今朔州加左云一带,面积宽广。“雍正三年, (右) 卫置朔平府,并置右玉县,为府治,改左云、平鲁二卫为左云县、平鲁县,以大同之朔州及所属之马邑县,并边外新设之归化城理事厅同来属。乾隆二年,移将军驻绥远城。六年,以归化厅隶归绥道。十五年,并旧属之宁朔、怀远二所为宁远厅,仍隶于府


元年,裁马邑县,并入朔州为乡。光绪十年,改宁远厅隶归绥道。于是领县三,州一:
右玉、州、左云、平鲁。”清代李长华、姜利仁纂修的《光绪怀仁县新志》也赞同这一观点,“蓋古武周塞,地势辽阔,盘踞数千百里,北至大同之武周川,南盡怀仁之黄花岭北诸水虽泒各别,而均谓之武周塞水。”作为大区域范围的武州塞,似乎也是对一些史书载上的印证。

四. 当前考古发现上的证据

考古学是通过历史遗存实物资料来研究古代历史的一门学科,它有很大的科学性。我考古学前身为金石学,在其研究的过程中一直起着证经补史的作用。上世纪初,随着西方考古方理念的引入,考古学有了本质上的变化和发展,但其传统的“证经补史”功效依然在文化究中起着重大作用。由于我国历史文化的延续性,历史时期的许多事迹、人物、地理等内都已囊括进了史书,但是,浩如烟海的史料有时候并没有能够使事物清晰展现,相因为多种描述而变得模糊不清,这时候,考古学便能够发挥其独特作用。

2007年,笔者在左云进行长城资源调查时,在县城东北侧古城村十里河边的一烽火台旁一处面积较大的遗址区,遗址区位于十里河的南岸,紧靠河边。遗址区面积约有5000平方米。表散落着大量的陶片,器形有罐、盆、甑、豆等。陶片外的纹饰多为绳纹,也有弦纹、附堆纹等。另外,该遗址表面还散落有许多瓦片,瓦片中板瓦居多,筒瓦少见。板瓦面饰粗绳纹,凹面有方格纹,方格纹有长方形和菱形两种样式。

从该址表面的遗物来看,其年代应不晚于汉代,而发现的大量瓦片则说明该遗址应为 一处有着大量建筑物的遗址,很有可能为一处古城。这些瓦片与大同市区操场城遗址发掘 土的汉代瓦片质量和样式相似,但又有一些小的差别,操场城遗址出土的汉代瓦片中筒瓦多,而该遗址发现的瓦片中板瓦居多。在遗址的西侧有一南北向的墙体建筑遗迹,轮廓清晰,但坍塌严重,北侧有一明代烽火台。从该遗址沿着十里河往东,很快就会到达云冈。关于处遗,《左云县志》认为是春秋时北狄白羊族所修建的古城遗址,为白羊部落指挥中心,汉元帝宁元年重修后为武州县城,明洪武四年,先后为大同都卫、大同行都指挥使司、镇朔卫驻地 。从遗址的陶片质地和器物类型来看应该为汉代遗物,所以,遗址性质应为一汉代古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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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5:左云古城村遗址散落的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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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左云古城村遗址南北向的墙体遗迹, 7:左云古城村遗址

2008年,云冈研究院为做西部窟顶的防渗工程,需要对西部窟顶进行考古钻探。这探约2000平方米的面积,结果发现了一片面积较大的遗址区。钻探工作结束后,紧接着对遗区域进行发掘,发掘工作从2008年的7月初开始一直延续到了10月份。


西部窟顶发现了一些夯土遗迹,夯层不均匀,厚5——24厘米,较粗糙,包含有许多 沙砾。址中还发现了大面积的灰土区,灰土中夹杂有许多灰陶片,这些陶片夹砂和泥质均 有,陶较粗糙,器形可分辨的数量较多的有罐、盆、豆、甑等日常用的器形,另外还出土 有一些等袋足或三足器形。这些陶片外侧大部分饰绳纹,有的绳纹很粗,如那些夹砂陶片 上的纹,另外还有弦纹、附加堆纹、锥刺纹等。该区域除了出土有这些陶片外,还出土了些骨器和角器。

冈窟顶出土的这些遗物带有明显的早期特点,这从出土的陶片质地纹饰上可以看出, 陶胎比云古城村遗址要粗糙,另外出土的袋足器型则可以反映出其年代应该较早,应该早于汉代这些遗迹和遗物,之前在云冈从没有发现过。同样在左云古城村遗址和操场城遗址汉代文层中也没有发现。所以说,这次云冈西部窟顶的考古发掘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至少证明了云冈石窟开凿前的汉代和汉代以前,窟顶位置处就有古人居住生活,留下大量灰坑遗迹

这两处地点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有以下几点要素:左云古城村的遗址从地面散落的陶片来看应该云冈窟顶遗址的陶片要晚;左云古城村遗址地面散落的瓦片从纹饰与质地上来看与
大同操场城遗址出土的汉代瓦片相似或相同。大同操场城遗址为北魏平城时代的宫殿建筑遗,在北魏文化层下方叠压着汉代文化层[38,史书记载也是汉平城县城的位置,西汉时期建。云冈窟顶遗址出土的大量早期陶片,不管从陶质上还是从陶片纹饰上判断应属于东周时遗物。

左云古城村遗址西北侧紧靠十里河,遗址的部分已被河水冲刷毁坏。《水经注 · 㶟水》 中有“武州川水北流,径武州县故城西。”[39的记载,此处的武州县故城指的是汉代建立的武城。所以,左云古城村遗址很可能就是汉武州县城遗址。武州设立于战国时期,云冈窟顶遗址出土的大量战国陶片似乎与武州塞有某种联系。云冈窟地势险要,武周河从山下绕过,山顶较平坦,站在山顶可以俯视整个河谷地区,并能看到方的辽阔地带,是一个绝佳的军事要地。所以,在窟顶发现陶片并不奇怪,但其军义重大,可能为一军事据点。

结合书记载,战国之前的雁北地区人烟稀少,为游牧民族占据。到了战国赵武灵王时雁北地区才得到了开发。“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娄烦。筑长城并阴山下,自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 ,武州塞很可能设立于此时。从云冈窟顶遗发掘出土的陶片来看,它们带有明显的中原地区文化色彩。另外,大面积聚集的遗存说明当时古人活动频繁,遗址位于云冈山顶,其位置特点说明其军事意义应大于生活意义 《水经》中描述云冈石窟的位置时说到“平城西三十里,武周塞口者也” ,在云冈窟顶发现 大面积遗存可能是武州塞的一个关口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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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云冈顶部全貌      图9:云冈石窟窟顶遗址

五. 结语


武州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古老而著名的边塞,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武州作为地名也在不断发变化,从而导致了武州塞地理位置的模糊性。从前面的探讨分析中可知武州塞作为一处大区域范围的可能性似乎更大,因为这样才会与史书中的记载相印证,同时也能给一些争议找合理的解释。云冈石窟窟顶遗址的发掘对武州塞的研究有重要意义,《魏书》 中明确地记载了云冈石窟的地理位置“京城西武州塞”,《水经注》中也有“平城西三十里,武塞口也”的明确描述。北魏平城遗址即在今大同操场城区域,其与云冈的直线距离约15公里,这好与《水经注》中的武州塞口相一致。云冈窟顶的东周遗迹可能为武州塞的关口遗址,窟遗址的发掘对武州塞的研究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然而,毕竟年代久远,一些重要实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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